国土资源的土地和矿产都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真正有意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不是产品的市场，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的土地资源进入市场，研究市场配置、要素配置，我们矿产资源进行配置，随后形成了土地管理法还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还有55号令，最有意义的是55号令。在土地领域，我们实行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在矿业领域，把所有权和矿业权分离，矿业权按市场配置，探矿权和采矿权。在现阶段我们面临一个大的问题，无论是土地法治的完善还是矿业法治的完善，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样处理好工业化、城市化与保护耕地、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抽象的讲都可以说，也好说。就是怎么样把握到这个平衡点上，是我们全部的土地政策、土地法治面临的难题。一方面回过头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土地法治也在不断的完善，马局长，我看了一下，总体上无论是82年国家建设征地土地条例，还是86年土地管理法，虽然试图规范征地行为，特别是这几年，98年《土地管理法》，2004年的28号文都在朝这个方向走，但是总体上，基本的脉络还是把保证国家建设用地作为我们政策的首选目的。

　　现在有的同志就批判，说这个不正确，我的看法要历史的看，为什么？我们当时集中全党的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所以没有这些很难解释中国这30年走过的高速增长的路，我到印度去访问，印度也想学中国搞经济开发区，但是搞不下来，为什么？征地征不了。我们一些人说现在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有缺点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批评，在当时这个背景下，中国第一位的任务是尽快的实现工业化，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尽最大的努力减少耕地过多过快的流失，减少农民权益的损害，这是当时立法政策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比重在不断调整，这几年基本上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上。但是在我们现阶段，党的十七大还是强调我们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又好又快的发展仍然是第一。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只会加快不会推迟，也有的专家说慢了就不行，慢了中国就乱了，我们速度不能低，这也是观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后的土地政策、土地立法的重点，就是要更多的转向减少耕地过多过快的流失，维护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这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工作重点。总体上讲，当前衡量土地法治是不是成功最关键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处理的得当。

　　我到欧洲去看，他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当中立法重点也是农地管制，上个世纪70年代农业过关之后才转向生态保护，像荷兰原来是围海造田，现在是退田还海，都是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我们中国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上。这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说不能对立起来，是要统一，可是总有一个，最好从保护耕地来讲，不发展耕地就不用保护了，那就是民事纠纷了，民事纠纷民法就可以解决了。

　　在这个背景下，怎么样既要保证工业化、城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又要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又要保护耕地，是我们土地法治建设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难题。现在社会在土地问题上恐怕门槛很低，谁都可以说两句，但是形成共识比较难，我前两天讲了一次征地，我看网上报了，我又看看网评，基本30岁以下都在骂，不是骂我的文章，都是骂政府，30—50岁基本上都在谈建议怎么完善。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理性的研究这些问题，然后切实可行的找到一个答案，比如从矿业法治来看也面临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矿产资源的稀缺性、紧缺性越来越严重。这样矿产品就成为紧缺资源。在这个过程当中，矿业权的配置、矿业开发的监管，还有矿业权相关利益的平衡，也是一个难题。比如说我们国家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那国家所有究竟是中央所有还是地方所有？这就涉及到矿业权审批问题，是县里批、省里批还是国家批，是国土资源部直接批还是经过省逐级批，还有利益分配和矿产地的关系也是难题。我这次到南美去考察，到巴西、到智利，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这些国家拿到矿业权很容易，探矿权、采矿权这个都可以拿到，但是拿到矿业权证之后一开采没有十年的工夫开采不了，他有一个开工证是最关键的，我说拿开工证要什么条件？第一环境影响评价，第二矿产地所有的居民、社区要签协议，一家一家的走，要搬下来，然后就业等等，我们一个公司在千辛万苦在总统下台之前谈定了，把警察局、学校按照新农村的模式把农民从山上搬下来，新的市长来了说不行。相对来说，人家批评我们审批周期慢什么的，我们应该说对比起来管的是松的，对相关利益的照顾是不够的，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开矿，我在新疆工作时有一个金矿，最大的一个金矿，我说除了山河破碎、环境污染，地方政府连一分钱也没有拿到，税也没有收。我说没有税就罚款吧，搞点收入来再说吧，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矿业开发中各级政府特别是矿产地的利益怎么平衡，都是难题。

　　所以我们的主题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问题，实际讲的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法律上利益怎么合理分配的问题，这一刀怎么切至关重要，我觉得一定要把握这些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