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我国住房自有率达89.68%，位居世界前列，这一消息引起社会关注，《北京晨报》撰文《中国家庭高达九成的住房拥有率遮蔽了什么？》，《中国青年报》也质疑其数字“掺了水分”。笔者以为，数字不一定有水分，但我们对住房自有率的认识可能有偏差。
在当前形势下，受众对国内外住房状况缺乏深入了解，而且易被现实感觉和生活高压状态下的负面情绪所主导，将住房自有率看成衡量当地住建政策和房地产市场好坏的唯一标准。其实，住房自有率除了与当地住房保障体系和房地产市场等制度变量有关，还与居民传统观念、生活习惯等文化变量息息相关。
把视角从国内跳到欧美国家就会发现，在这些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房体系非常健全，对中等以下收入群体而言，并不存在买房压力，与其自己掏钱买房，还不如申请租赁“国有房”实惠得多。既然能用最小的成本来解决最大的问题，又何必要让问题复杂化呢？以美国为例，其社区配套相当完备，而且在规划中，生活区与住宅区分离，校区与市区分离，所以无论到哪住都差不多。当地居民衡量住在哪的指标，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方便工作，以得到更高收入。从文化传统看，欧美人生性喜欢迁移，家庭迁徙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事。加之，美国高额的房产税，使租房成为居民首选，自然住房自有率低就变成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可以这样理解，发达国家的低住房自有率，是住房保障体系健全、房价平稳以及较低房价收入比的反映，而生活在房价和家庭收入比例为1∶1的社会体系中，买房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居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将自己变成房奴。
与欧美不同，中国人看重“安居乐业”，有了房子，就有一个安身之所、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在生活压力下房子最能够给人以归属感和安全感。即使存在文化差异，也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在同样喜欢“安居”的新加坡，国家专门制定政策推广政府组屋。85%的新加坡人都住在这样的组屋里，购买者只需交一成首付，并可享受2%利息的贷款优惠，在这样的政策推行下，新加坡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90%以上。
由此可见，住房自有率并不是衡量家庭安居水平的唯一标准，但通过调节其影响要素——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却可以让民众更满意、更幸福，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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