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两件事情值得放在一起看。一是吉林省前郭县为提高粮食产量，在2010年年底远赴甘肃请龙头企业跨省搞起农业示范区，并征收农民的耕地集中经营。在这个过程中，乡镇干部上农户家里送钱，要农民收下钱，把耕地交出来，而大部分农民不愿意，以致此事成了新闻事件，引起媒体关注。二是温家宝总理在山西吕梁农村考察时强调，涉及农民土地经营权、承包权等方面的事宜，要尊重农民意愿。媒体对温总理的意见也作了广泛报道。

　　两件事情若孤立地看，都不应该是重大新闻。前郭县的做法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只是别的地方很少让干部先送钱，后做农民的“工作”罢了。至于温总理对土地流转的意见，也是中央的一贯精神，并不是今天才讲。但两件事放在一起，不免让我们想到，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总是在土地流转问题上自行其是，过于着急地要将土地流转到“大户”手里？地方官员认为，这样做是在为农民谋福利，难道中央政府的意见是在害农民？

　　这里首先有一个地方官员的认识问题。土地集约经营当然可以提高农业经济的效率，这对推动社会进步是一件好事。但效率提高了有一个分配问题，如果分配对小农户不利，他们自然会反对。地方官员认为，农民交出土地以后，可以去城市打工赚钱。但是，农民不交出土地，难道就不能去打工赚钱？事实上，中国很多农户就是一边打工，一边种地，两者并不矛盾。农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眼下这种做法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好处。根据笔者的调查，农业生产的日工资单价比打工的工资单价还高，所以，种地的效率是很不错的。只是因为农民的土地少，还有空余时间，他们愿意打工，以便多挣一些钱。如果农民有足够的土地，就不需要打工，挣到的钱要比进城务工还多。所以，在目前历史时期，一部分农民愿意兼业搞农业，是非常理性的。当然，如果农民把土地租给那些“大户”，若租金率足够高，农民也会愿意。前郭县政府给农民的出价显然比较低，农民不愿意是可以理解的。

　　从长远看，大量农民搞兼业农业，不利于深化分工、提高国民经济效率，的确有弊端。但消除兼业弊端有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直到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达到30%，大概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依靠市场调节，让农民自主转移。政府引导是需要的，但引导的主要办法是积极改善劳资关系和城市就业环境，在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直接干预土地流转。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也要注意在当地农村培育“大户”，让当地农民得到规模经营的好处。在大部分农业主产区，还是要尽量限制城市资本“下农村”，在当地农民内部积极通过土地流转培育专业农户。这样做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也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

　　在有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兼并往往有其他目的。有的是为了创造更方便的征地条件，或者搞“以租代征”。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中央政策，应予制止。还有的是为了获取地租差价，解决所谓集体经济收入问题。这种做法同样损害农民利益，不可提倡。国家赋予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免费”的，就是说，租金本来是农民的。另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了新的解释。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按笔者理解，今后如果再讲“壮大集体经济”，应该是指大力发展农民的各类合作组织，至于村委会，主要做好自己的公共事务就行了。中央“决定”的意思是，土地承包制不仅要坚持，而且要承包到户并长久不变。任何组织最好不要借公共开支的理由，把农民的地收回去通过竞拍的办法搞短期承包。既然今后壮大集体经济的任务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那么，合作社的收入都应归农民自己，不可用来搞合作社以外的公共事业。村庄的公共开支最终要靠公共财政的渠道筹集资金，实现公共财政的城乡全覆盖。

　　一些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违背农民意愿的情形屡禁不绝，也反映了我们制度上的弊端，为此，中央政府的决策者自己也应反思。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土地财产权问题，土地的家庭承包只是一种“半截子产权改革”。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底气不足，而地方官员也经常喜欢用“政府规划”、“土地公有产权”来压服农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实行土地承包权的长久不变政策，但目前除成都市以外，这项政策至今还停留在纸面上。笔者对这项政策寄予很大希望。但这项政策的落实，具体怎么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如果农民按一定规则表达赞成意见，即使第二轮承包没有到期，也可对土地承包作最后一次调整，形成今后长久不变的承包地分配格局。如果农民愿意第二轮30年承包到期后再实施长久不变政策，则不必在眼下强推这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