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说，回首改革开放30年，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改革之路如此之艰难；二是没想到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

两个“没想到”，恰好吻合了矿业权改革探索的历程。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曾绍金，他曾经作为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司司长亲历亲为了这场改革。他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矿业权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记者：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大背景下，您怎么理解中国的矿业权制度改革。

曾绍金：中国矿业权改革，必须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去看。30年前，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而且从当时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广大农村开始，因为当时中国必须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改革的提出和实施，是国民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矿业领域里的改革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施的是计划经济，应该说，采用这个体制进行的大规模地质勘查和矿业开发，为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记者：这个“好”，标志是什么？

曾绍金：第一，做了大量的基础地质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现在，我们并不落后，而且很快赶上或者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第二，发现了大量的矿产地，建立了以开采为主体，包括采、选的完整独立的矿业体系。要知道，尽管在古代中国就有了矿业，但近代中国，却衰败到连铁钉都要进口。我国的钢产量从只有几万吨，发展到石油、煤炭、钢铁、有色各方面都有了快速发展，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

记者：中国矿业的发展是否满足了当时的需求？

曾绍金：那时候，我们的石油是出口的；煤炭是够用的；钢铁（尽管当时的钢铁产量，在现在看来很低）基本满足需要；有色金属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很困难，出口矿产品是还外债重要的方式。

记者：这说明，计划经济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曾绍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长期战难后的中国，用战后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地质工作和矿业的基本完整体系，为中国矿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功不可没。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矿业的整体链条——地质勘探、矿产开采、选冶加工和经营销售被人为分割开了。

记者：这个分割，体现在矿业现象上，是什么？

曾绍金：国家的地勘单位用国家的钱来为国家找矿，找到了矿交给国家，国家分配给国有矿山企业，矿山企业负责开采；开采出的矿石，交国家的选冶企业；生产的产品，再由国有公司销售；大家各管各的，全吃“皇粮”。

记者：这一特点，是优势还是问题？

曾绍金：当时是优势，后来就成了问题。比如现在我们热议的矿城问题。

记者：在什么时候，问题变得完全不同了？

曾绍金：我认为，最明显的变化，从本世纪开始。

应该说，一直到了上个世纪末，也就是1994年后期，我们国家除了少数一部分矿产品进口量逐渐增加以外，主要的矿产品还是满足国内需要的。一部分原因，是从五六十年代甚至于七八十年代，找到但没有开采的所谓“呆矿”，由于科技进步，派上了用场。另一方面，国内的矿产品，由于国外市场的参加，国内需求供给基本平衡。

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矿产品供求平衡被完全打破了。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了，人们整体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在这个台阶上，城里的人要求改变住房，有了住房就想有汽车，汽车需要道路，房间里需要空调、电冰箱等，所有这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基本都是以矿产品为原材料。而且，中国已经建立了很多外向型企业，出口的绝大多数产品，也都需要依赖以矿产品为主的原材料。这两个因素，构成了本世纪初以来对矿产资源的消耗急剧增加。资源的不足凸显出来。

记者：我记得，我们很早就开始宣传矿产资源短缺了。

曾绍金：但是实际上那时没有切实的危机感。工业部门不觉得短缺，甚至相当一部分矿产品供大于求，出现销售困难；在当时的需求条件下，老百姓感受到的是供应充足，没发现买不了东西。当然这种感觉，是建立在当时的弱需求情况下。上世纪的城市居民基本是靠单位分房，分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房子已经知足了。现在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提出来要搞城市化和工业化。什么是城市化？中国每年要新增人口1500万，加上巨大的农村人口进城，每年城市新增人口达2800万，数量可能还要多。这样庞大的人口数量，要在城市里寻求工作、居住和生活，而他们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构成，都与矿产品直接相关。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基础原材料更是以矿产资源为基础。

记者：您是说，矿产品需求的增长，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果？

曾绍金：在城市化过程和工业化过程中，矿产品需求量的急剧增加，是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还不改变老的运行机制体制，不改变管理方式和模式，不对矿业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改革，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办法发展下去。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句话，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物质基础。这就是矿业权改革的最大理由。

记者：1996年，我国对1986年出台的矿法进行了修改，又在1998年出台了三个相关的实施办法，能不能认为，这次矿法的修改，就是顺应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

曾绍金：上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意识到矿产资源要立法的重要性，并且在1986年立了第一部《矿产资源法》。但这个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仍然是国家处置矿产，交给国有企业开采，乡镇企业进入矿业，但限制相当严格。

1996年修改矿产资源法，确立了探矿权、采矿权可以有条件的转让。1998年2月12日，国务院就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矿业权转让发布了三个法规。正好这年4月，国土资源部成立。应该说，修改后矿法的实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从1998年～2002年，经济高速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也加紧进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企业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地质队的利益怎么体现，也是摆在我们面前很重要的问题。地质队在具备条件的时候，可以申请采矿权，有了采矿权就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我们矿业权市场建立最初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无论是探矿权还是采矿权，都不是行政特许权，或者不仅仅是行政权，而应该是一个财产权。这个概念到现在已经比较明确了，今年开始实施的《物权法》明确探矿权、采矿权就是用益物权。

记者：您当开发司司长的时候，国土资源部在矿业权改革上实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矿业权的招拍挂，对此一直存在争议，您自己怎么看？

曾绍金：我认为，这个制度不是政府部门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市场发展的需要。矿产品价格的急速增加，扩大了矿业的利润空间，就有人愿意出钱，买矿业权。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地质工作，严格来讲，完全的空白点几乎没有。在多家企业都需要申请同一个矿业权的时候，按照原来申请优先的原则，实际操控上已经出现了问题。在同一个时间，会出现多个投资者对同样的矿区抱有希望。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招拍挂是比较公正的办法。一方面，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它比较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另一方面，对官员的腐败也起到了制约作用。

记者：但是探矿是有风险的。

曾绍金：是有风险，但对于投资者，如果找到了矿，就有可能赚到了十倍、二十倍甚至是一百倍的钱。如果找不到矿，也赔得起，这个风险他承担。

记者：从2003年到现在，矿产品的价格变化很大，招拍挂在实施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

曾绍金：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角色问题。政府不应追求价越卖越高好，而应该追求公开、公平、公正，追求合理地利用矿产资源。

记者：那您认为，矿业权改革在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完善？

曾绍金：我们首先要看到，改革开放30年，最近8年矿业体制的变化甚至可能超过了历史上几十年、几百年。这是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样或那样的不完善，包括政府机关的不规范、投资人的不理智、各种利益团体的冲突交织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给管理层带来很大的考验。

但是我们不应该停留下来。一个基本的判定，就是中国要走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要国际化，中国的矿业正在国际化。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通过引导，让投资人理智，而投资人的逐渐理智，反过来也会要求政府有更明确的规划、布局。就矿业权招拍挂这个方式而言，有很多问题的确还很值得研究。比如，它的范围怎么界定？哪种情况下更加有利于找矿？这些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只有用新体制、新思路来解决，而不能回到老体制上去。

记者：现在很多专家提出要分类管理，是不是就是政府管理意识的体现？

曾绍金：过去我们把所有的矿产资源都用一个管理模式管，很成问题。矿产资源分很多类型，比如有的是非耗竭性的，像地热和矿泉水；有的是耗竭性的，像石油、煤；有的很容易发现，像建筑用的石料；有的很难发现，像铜矿、金矿、铅锌矿；有的即使发现了也不能开采，像桂林山水的石头，全是建筑材料，能开采吗？绝对不行，因为它的景观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原材料价值。对于这些不同类型的矿业权，我们应该有不同的管理模式。此外，不同地区也应该有不同的方式。中国这么大，东西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这么大，不应该也不可能齐步走。

记者：你对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曾绍金：我在1990年～1996年期间曾担任过地质矿产部勘查司司长，当时正是勘查工作低迷时期，当时我的任务之一是求人申请勘查许可证。现在情况变了，对探矿权的设立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我想，看矿产资源的勘查形势，应该从大的方面看，一是勘查项目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二是投资勘查的积极性和投资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三是勘查的工作量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四是勘查的成果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我想大家对以上四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而肯定的。在一个新的体制、新的机制建立的时期，难免会有很多问题和冲突，对这些问题和冲突，我想应该用新的眼光去看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研究适应市场经济和矿业国际化的解决办法，倒退不是出路，而是死路。（本报记者   赵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