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初，我们四个从乡镇企业出来的愣小伙，大清早从平阳县出发，到丽水已是下午，在丽阳城墙门旁的丽水旅馆住下。傍晚我们沿红、黑砖块铺成凹凸不平的街道散步到大水门，不一会夜幕降临，摸黑回到住处休息。

　　第二天，打听很久才在三岩寺角落找到一幢楼房，大门口悬挂着“温州地质大队”牌子，这就是我们要去工作的单位，也就是如今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的前身。劳人科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很快把我们分配到云和、景宁等工区，我被安插到景宁金钟，是找煤的矿区。

　　我被安排到坑探小队，每天上山挖槽、打硐，这才知道神秘的地质队与种田相差无几，只是每月有工资拿，每季有粮票领。没干几天我双手起了许多泡，痛得连拿筷子都艰难，夜里无法入睡。小队长、班长发现后心疼地安慰、鼓励我，并让我干些轻的活，比如割草、做起爆炸药、送饭什么的，手虽然痛心里却是暖洋洋的。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磨炼，我基本能适应本职工作，年终还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后来一个偶然机会让我到地质组当“赤脚地质员”，我对于这陌生又好奇的地质工作，拼命地学，不停地问，在老一辈技术员的热心帮助、耐心教诲下，慢慢懂得了一些地质基础知识，也掌握一点野外操作要领。队上领导很关心，将我保送到昆明地质学校念书，每月还寄来工资，每当回忆往事，我的心里比吃蜜还甜。

　　20世纪70年代，我是在治岭头度过的，遂昌治岭头金矿明代就被开采过，当时仅提取银，所以这个地方叫银坑山。古人极聪明，没有先进探矿仪器和设备，就凭肉眼在那荒山野岭里找到矿，但开采的方法却极为落后，据记载先人用火烧矿脉，达到一定高温以冷水泼岩，即刻石碎而取之。

　　1971年冬，七队首批地质人员进驻治岭头对老硐进行调查，特别是四号老硐实在惊险，硐口仅容一人侧身而进，硐内越来越大，支支岔岔很多，最大的地方可容纳数百人。我们下到70余米深处，以下都是积水，用测绳放不到底，后来用水泵抽了十几个昼夜，水位毫无动静，只得停止调查。硐内采集的样品化验结果，不但含银，而且金含量很高，伴生元素也很丰富。这样一来，大大激发了我们探矿的积极性。

　　从调查老硐入手，我们取得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地质技术负责杨福田，技术人员王土旺、熊珊、肖祖沛、陈贻远、王慧勤、夏本玉、罗炎水、金大忠等，对治岭头矿区开展全面地质勘查，很快上了钻机，热闹非凡，整个矿区都沸腾起来。山上、山腰、山下都有我们自己盖的干打垒房屋，由于地形所限，屋子只好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往上升，远一看层层相叠，晚上灯光一亮，酷似山城重庆，那就是我们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的治岭头矿区。

　　我们几百号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探明了一个大型金银矿，为国家、为地方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其实我们在那里的工作是很艰辛的，特别是住在海拔1000多米的黄峰尖山上的职工更是艰难，光是吃水就是个大难题，山上无滴水，全靠三级水站才能把水送到位。寒冬水管经常爆裂无法送水，只得化雪融冰维持生活。正如当年青年突击队队长徐刚说的：“在黄峰尖待过的人，什么样的苦头都能过得去。”为了找矿，我们找到了矿，开心地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当人们看到地矿部颁发给我队的“地质找矿功勋单位”牌子时，更是酸甜苦辣涌上心头。毕竟有我们的心血和汗水，所以吃苦也值得。

　　1978年，大队部在丽水天宁寺，百十号人挤在一个小院子里，那时电视机还是很稀奇，院内只有党委书记卫继光家有一台九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放在外面让大伙看，院子里的人几乎都来了，里三层外三层，人人都伸着脖子看得津津有味，散场时还一路哼着《红楼梦》主题曲。

　　1979年，大队部搬到九里，公家购了21寸彩电放在食堂内，每天晚上餐厅桌子边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自己带板凳，围着这台彩电看得津津乐道。

　　1991年，大队部迁入三岩寺新盖的五层办公大楼，三岩寺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办公楼会议室里放了一台大彩电，因为这时职工家都有了彩电，有的还配置了DVD播放机，自然就不会再去会议室看电视了。一些单身职工也买来小彩电，每天躺在床上看足球。

　　弹指一挥间。眼看到我们七队的发展一年比一年好，如今大队部迁到省城杭州，丽水基地也今非昔比，一幢幢高楼林立在三岩寺，让世人刮目相看，我们感到非常快乐。

　　（作者：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