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主要兼职：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农业部、水利部、卫生部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专家,部分省和副省级市顾问等。

典型的城市知识分子模样，却用生命中相当大的时间段从事海内外的农村问题研究。在不久前国土资源部召开的国土资源管理改革与发展战略论坛上，温铁军教授的论点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

谈到生态文明的新理念，相当一部分人是朝着城市的方向思考，而温铁军的视角不同。在他眼里，不仅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运作都在加剧气候变暖，而且大家“齐步走”的大规模城市化，更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他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生态文明理念之下的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要充分认识中央政府2007年配合生态文明理念提出的现代农业的多功能特性，并从这个角度建设中国新农村。

以生态文明理念推进乡土中国现代农业的多样化改革

记者：现代中国农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可持续发展？如果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要作怎样的选择？

温铁军：像中国这么多人口的超大型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式注定是多元化的。以前我们想的比较多的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但在吸取无数教训之后，我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一定要关注对生态环保有正外部性的乡镇经济的元素，要以生态文明理念推进乡土中国现代农业的多样化改革。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没有走过弯路。上个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先后主要师从前苏联和美国模式的农业现代化。这两种西方大农场模式选择的结果，是服务了产业资本形成及其扩张的历史阶段的结构需求。

长期以来，都有对这种选择的质疑。近年来世界主流因产业与金融双重过剩、资源环境与生态环保等多方面的国际挑战，迫切需要从过去的以农业现代化为内涵的福特主义大生产服务于产业资本，转向以现代农业内涵的多元化服务于生态文明。以多样性为内涵的生态主义需求的多功能农业的全面改革已经喷薄欲出。我认为，占国土面积八成以上的非平原农业地区和山区、林区的新农村建设中贯彻的生态化方向，是新时期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施政方针的重要体现。通过落实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方针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多功能的现代农业，推进农村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构建有文化内涵的“三产化”农业和林业的利益机制，缓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导致的农村资源外流带来的乡土中国衰败趋势。

记者：为什么说学前苏联和美国的模式是弯路？

温铁军：农业至今仍然是与自然过程高度结合的经济过程。不同国家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不同，农业经济的模式必有不同。中国的资源环境条件与美欧完全不可比，因此从国际对比角度，我们无论怎么想学都学不了，只能作不同的选择。

我认为，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工业化的资本文明史中，全球农业因资源条件的异质性在客观上分化为三个类型：

第一类是大农场农业，以美、加、澳为代表。主要因为彻底的殖民化而造成了客观上的农牧业资源广大，由此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资本化。服务于公司化和产业化是这类国家农业政策的主导倾向。第二类是中小农场农业，以欧盟为代表。欧洲新增人口的绝对值大于殖民化移出人口的绝对值，从而导致资源供给不足，农场规模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而且因为欧洲60%农场由中产阶级市民兼业经营，客观上使得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就是在这类中产阶级为社会主体的国家兴起。第三类是以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的农户经济，以日韩为代表。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在国家发展产业资本的战略目标之下，政府长期介入甚至直接干预农业，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以维持三农稳定。

中国属于第三类，典型的小农村社制经济基础，我们人多地少，有2亿多小农户经济，360万个自然村，那种大农场类型国家的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之路不适合我们。我在很多场合都在讲，极而言之，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至少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不可能照搬美国制度和理论。

记者：那您认为有对我们实用的国际经验吗？

温铁军：当然有，比如一些国家推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三产化农业很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刚才说过，美加澳式大农场农业大都是与第二产业结合，而欧盟小农场和日韩台小农经济更多与第三产业结合。用这个思路看现代农业，包括了生态环保、休闲养生、景观旅游、创意文化和社会体验等多功能。为了促进郊区、山区、林区的农民增收，有些地方还要靠发展三产。

在可持续的“三农”经济基础上构建低成本的“三治”上层建筑

记者：在人们拼命追求大城市化的时候，您一再强调农业，为什么？

温铁军：农业对人类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载力之大，远远超出了一些人的想象。现代化大城市推进与中产阶级去城市化几乎同步，城市化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和与大资本扩张同步出现的巨大的贫富差别。但是农业却承载了一个国家粮食安全、农民收入、教育文化、环保康复、生态休闲、社会稳定等多功能。这其中，不仅有经济功能，还有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多种功能。

记者：按照您的观点，当下如何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

温铁军：我的观点是维护“三农”可持续发展才能保稳定这个大局，也就是说要在可持续的“三农”经济基础上构建低成本的“三治”上层建筑。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多矛盾，中国人不仅只能依托全球7%的耕地和6%的水维持21%人口的生存，而且是在不能像殖民主义一样向海外转嫁矛盾这一约束下完成了内部化的原始积累，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这期间的制度成本因得益于通过人民公社集中体制向“三农”转移，而导致后来继续转嫁危机代价的“路径依赖”。

从历史上看，数千年来作为国家集权制度基础的乡村自治“稳态结构”，自清末民初随殖民化而来的工业化加快使农村逐渐衰变以来，就出现了“三农”与“三治（县治、乡治、村治）” 问题，长期困扰我国现代化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行过很多次摸索，每一次摸索，都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遗留了另一些问题。1978年农村改革后，2亿农户8亿农民分散经营，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外部主体与分散农民之间交易费用都过高，产生的市场经济的“外部性问题”遗留至今。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因负担过重导致的对抗性冲突明显缓解，其他矛盾随即浮现。改革开放30年来，条块分割体制下的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关系复杂，矛盾多发。这些矛盾的存在让我们不断地反思，又不断地探寻着新的出路。

“三农”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乡村经济中带有极大的普遍性

记者：“三农”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温铁军：只要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农业三要素大幅度流出，就必然加剧“三农”问题。近年来的“三农”问题的根本连着土地征占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出现了三次圈地运动，“三农”问题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和发展。

第一次圈地运动发生在1984年实行财政分级承包之后，是资本高度稀缺条件下的“以地兴企”。县级以下地方政府工业化，平均每年带动上千万亩土地和上千万农民的非农化，农民劳动力和土地成为高负债条件下乡镇企业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但这基本上没有引发冲突，至少没有恶化“三农”问题，出现农民收入和消费大量增加导致的典型的内需拉动型黄金增长。原因是村内土地三年一小调，变现收益主要在乡村内部分配，增加村内支农和社会福利开支。

第二次出现在1994年分税制和外汇并轨改革前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那时以三大赤字为背景，从中央到地方财政都出现严重赤字，金融普遍出现严重贷差，同时还有外汇收入不抵外债还本付息的压力。这个时期政府大规模征占土地属于“以地生财”。因为地方政府工业化大部分还未完成就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后续投资饥渴，政府直接出面以征占方式实现土地资本化、占有收益并向“三农”转嫁成本。在农村资金非农化速度加快的同时，土地与劳动力两个要素的非农化比例越来越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下降，“三农”问题浮现。同期则是内需不足，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第三次在1998年到2003年银行市场化改革后，是“以地套现”。银行商业化改制形成了异化于地方产业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独立金融资本力量，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不断占地才能从银行不断套取现金、大量资金投入到已经潜在生产过剩的开发区和短期无法回收的基本建设、楼堂馆所，形成“高增长=高投资+高负债”的模式。如果中央政府在宏观紧缩之中把银根、地根都抽紧，或以保护耕地为由致使土地供应中断，已经积聚起来的政府与土地金融连接的破产风险将可能爆发。

记者：您怎么看“三农”问题？

温铁军：“三农”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乡村经济中带有极大的普遍性：不论何种主义和体制条件下的农业三要素净流出，都必然造成“三农”问题。因此，只要是发展主义导向下的发展中国家，就普遍遭遇“三农”困境。而“三农”问题如果集中爆发，那一定会是在城里。

以综合性社区合作社为突破口试验解决“三治”问题

记者：“三治”问题是什么？

温铁军：“三治”指的是县、乡、村三级农村治理。和上面所说的“三农”问题的普遍性相对称，“三治”问题作为农村上层建筑问题，也有不可回避的客观性：不论何种主义的现代化上层建筑都因过高成本无人支付而造成“三治”问题。

中国帝制解体之后百年来的政治家都没有意识到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小农村社制经济基础的“三治”矛盾，而依靠警制支撑的法治社会过高的成本无法适用于乡土社会非正规制度只能低成本维持的客观需求。因此，我认为，分散小农经济与外部主体的交易费用——最自由的契约造成的最不可维护性和对抗性冲突的负外部性问题，最终只能对全社会转嫁——累积矛盾以社会不稳的极端形式爆发。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发生了这种规律造成的动乱,我们不得不防！至少得研究和认识这种客观规律，切忌对科学研究的任何借口讳疾忌医。

记者：怎么解决问题？有途径吗？

温铁军：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实地干预性试验，目的就是通过“三农”与“三治”问题的研究，重新形成生态化农业和可持续农村的稳定基础。

记者：试验的突破口在哪里？

温铁军：社区合作社。我认为，综合性社区合作社是重构表达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农村基层组织载体，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这种社区合作社既不同于纯生产性的专业合作经营，也不同于分散的农户经营。我们的经验归纳是，联合购销，风险最小；文化建设，收效最高；资金互助，制度重要。这种合作社的综合性越强、成本就越低。合作社综合经营的类型，可分为土地入股合作、资金互助合作、联购分销合作、产业项目合作、生产建筑类合作等等。

要在发育合作社的基础上，建设农村文化，实现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和谐社区，培育积极向上的、健康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风尚。还要发展生态农业，构建城乡良性互动，试验和推广生态农业、生态建筑，成立城市文明消费者合作社，与农民合作社对接。我们要在农村探索实行一些新政策。

记者：听说您在进行乡村建设试验区的工作？

温铁军：是的。截至目前，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参与建设的市县级新乡村建设试验区已经达到10多个，试点安排涉及近50个村。我们的工作包括生态农业与环保农村、社区大学与农民培训、购销合作社与互助金融以及老年、妇女协会等。事实上，中国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知识分子探讨乡村建设问题，我们将组织更多的知识分子去农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赵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