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两山对峙，黄河湟水穿流其间，作为青藏高原的门户和生态屏障，青海省西宁市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生态价值。

　　往事越千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带着保西部安宁的使命来到西宁，作为告别中原的最后一站，她顿足回望，长安繁华无限，高原却一片苍凉，她取出临行前唐太宗所赐的日月宝镜，毅然抛下山岭，以示义无反顾和不辱使命的决心。这片山岭就被称为日月山，串联起了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成为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而今从头越。西宁成为青藏高原上人类活动强度最大的地区，1%的地理空间承载着青海省近50%的人口，生态敏感、发展相对滞后，如何绿色发展，显得尤为重要。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征途上，西宁市委提出要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如今的“西宁蓝”“高原绿”“河湖清”让人心醉。

　　转身：组建西宁市委绿色发展委员会

　　很多年以前的西宁，对于绿色发展的理解还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认识。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才发现这种思维的缺陷，没有顶层设计，很多做法都不系统，很多想法都推不动。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实现‘西宁蓝’‘高原绿’‘河湖清’，背后都要靠‘党旗红’。为此，我们在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全面发力，不但注重解决当下问题，更注重体制机制的创新，标本兼治。”西宁市绿色发展委员会主任刘波说。

　　2017年5月，中共西宁市委组建了西宁市委绿色发展委员会，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地方党委专门负责协调推动绿色发展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拟订西宁市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和督促相关部门及各县（区）推进绿色发展工作；承担全市绿色发展目标任务考核工作等。

　　绿发委对于绿色发展发挥哪些作用？刘波用了4个职能定位来解释：绿发委是绿色发展的“研究所”“召集人”“护绿员”“督战队”。

　　“研究所”指的是针对西宁自然条件先天不足、生态环境回旋空间小、资源禀赋不足的现实困境，深入开展绿色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工作，解决全市绿色发展研究“碎片化”、关联度不高和成果应用受限等难题。

　　“召集人”则需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细化部门职责，理顺职能分工，压实工作任务，制定年度任务清单，形成了全市绿色发展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实现了“1+1>2”的整体功效。

　　“护绿员”意味着按照“先行先试”的原则，率先在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和规划建设项目审批环节试行绿色发展符合性评价机制，抓好绿色决策的“最先一公里”，实现了市委、绿发委与相关部门协同推进绿色发展工作、激励相容。

　　“督战队”要紧密结合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任务，制定详细的目标责任和考核办法，强化绿色发展考核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在全市上下形成绿色发展偏好的“多米诺”效应。

　　“绿色发展需要改革思维、方式、手段和机制，加快建立有机兼容、激励相容的体制机制，这样才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全要素、全周期的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刘波说。

　　修复：走绿色路、算绿色账、打绿色牌

　　“在西宁种一棵树，比养个孩子还难。”一路上，西宁市林业部门的负责同志不停地强调。

　　为什么会这样？“西宁降雨量少，蒸发量却几乎是降雨量的100倍。干旱高寒的地理气候使得西宁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困难重重。改革开放之初的西宁荒山秃岭围城、生态极度恶化，森林覆盖率仅为17%。在严峻生态环境的倒逼下，西宁开启了对于绿色发展的实践。

　　1989年，青海省委正式启动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当时全省全年财政收入只有6亿元的青海，硬是“挤”出了1350万元用于绿化工程。为确保工程顺利进行，西宁建立了分片承包责任制，由西宁地区的各部门、各行业划片承包绿化责任区。“建立分片承包责任制，分别与指挥部签订承包责任书，颁发林权证，明确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谁种谁有’的政策落到实处。”青海省西宁市林业局城市绿化处处长陈丽霞表示，这样有助于把责任落到实处。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西宁南北山建成泵站62座，可控制灌溉绿化面积18.6万亩，建成覆盖整个造林区域的林灌网络系统。同时，绿化造林，基建先行，西宁修筑了贯通南北山各个绿化区的硬化道路251公里，建成瞭望台、检查站、管护房128处，初步建成了服务于林木资源保护的基础设施。此外，还与科研院校联合进行多项研究推广工作，筛选出适生性较强的造林树种和配置模式，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西宁公园数量由1个增加到2017年市区具有一定的规模公园、绿地80多处；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5.9%提高到2017年的40%，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森林城市”双项荣誉的省会城市。

　　但是，从大规模植树造林向实现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转变过程中，问题也摆上案头：一些森林公园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开放有限；一些公园是政府与社会共同投资建设的“绿色银行”，“股东们”不断增长的“红利渴求”与生态保护的矛盾逐渐显露。

　　“矛盾的背后，其实是从森林营造阶段向森林管护经营阶段的职能转变，是从绿化指挥部这一带有浓郁‘战时色彩’的指挥协调机构向‘和平年代’管护经营者的角色转变。”青海省林业厅负责人表示，随着大规模造林完成，南北山绿化工作重点势必日益转向提高森林质量、构建较为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保障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稳定供给，“未来需要逐步完善并细分南北山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土地用途管制。走绿色路、算绿色账、打绿色牌”！

　　造血：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

　　“这个穷村有啥可致富的？”这是卡阳村“第一书记”鲍武章刚上任时，村民问他的问题。卡阳村是西宁市湟中县一个汉藏混居的小村庄，藏语意为干净、神圣的地方，由于深居大山，道路不通，沦为贫困村。

　　鲍武章指了指身后的原始林区和高山牧场说：“这都是无穷无尽的宝藏，只是‘藏在深闺无人知’。”在他看来村民是抱着金饭碗要饭吃。

　　“绿水青山躺在那儿是不会变成金山银山的，需要准确把握绿色发展从静态保护升级为动态保护的趋势，积极探索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路径。”刘波说。

　　2015年，湟中县政府引进西宁乡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卡阳原始林区和高山牧场进行景区整体开发和建设，“旅游+体育+文化”产业互动融合，景区开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贫困了上百年的卡阳村，在短短一年时间中，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精气神也焕然一新。

　　卡阳火了，游客不断，考察的人也很多。有人在鲍书记耳边吹风说“保护的目的在于利用”，意思是可以不顾承载力大力发展旅游。鲍武章回应说：“这片森林、牧场对整个气候的平衡和调节，再多的钱也衡量不了；火了，更要坚决拒绝。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越来越多了，如果我们自己没做好，多少年后它会更多地报复我们。”

　　卡阳村已经脱离贫困，走上了振兴的道路，但鲍武章还是愿意“把一辈子扔到这里”，他说乡村振兴是需要情怀的，他坚信未来的乡村必将成为奢侈品。

　　令鲍武章最难忘的是牧场放羊时，无论羊跑多远，都还会回来。“人和自然都是有感情的，你对它好，它是有感应的。”